海外版望海楼：
中国发展是“机遇”不是“威胁”
黄 晴 2007年01月23日08:34
最近，国际上有两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引人注目。其一是美国的《时代》周刊（提前出版的１月２２日期）的封面文章，题为“中国世纪”﹔其二为日本《读卖新闻》１月１４日刊登的一份民意调查。两篇报道显示，对待中国的发展，西方社会渐渐走出一种简单化的、敌对的意识形态魔障，尽管其对中国的看法还有若干疑虑、矛盾和不确定的成分，但现实和理性的因素的确有所增加。
以《时代》的“中国世纪”一文为例，它谈了对中国的几个基本看法：第一，发展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是中国当前的最优先考虑﹔第二，在对外关系上，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是中国“最重要的事情”﹔第三，中国在国际外交技巧和国际责任意识上有重大改变，“中国正以远比过去积极的态度思考其战略，不仅是地区战略，还包括全球战略。我们看到中国在自信心上发生了巨变”﹔第四，中国的崛起“并不一定和日本和德国当年那样，会成为一件恐怖的事情”。
在日本国际经济交流财团和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共同实施的《读卖新闻》刊载的民意调查中，对于在国际社会上影响力日益提高的中国，日本、美国和印度分别只有２８％、２９％和２３％的受访者认为“应当积极抑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大”，比例不足三成。更多的人认为“应当加速与中国构筑友好的合作关系”，这一比例在日本、美国和印度分别为７２％、６５％和４０％。大多数受访者把中国的发展视为促进本国发展的机会。
在笔者个人印象中，西方社会有关“中国崛起”的议论起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当时，英国的ＢＢＣ电视台有过一个题为“中国的崛起”的专题片，大学中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讲座增多。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叶，克林顿访华前，曾表示过对“中国如何表现其伟大”的关注，也显示出西方社会对中国发展不可阻挡的一种判断。在这以后的１０多年时间里，种种 “中国威胁论”不时出台，逞一时之盛。但是，中国以自己的国际行为和外交实践，打破了种种不实之辞。
首先，中国展现了一种对国际事务的负责态度，其典型事例是，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缓解了区域其他国家的危机。其次，中国超脱了“强权外交”和“利益外交” 的传统模式，力主和平共处、和谐相处、互利共赢、求同存异、平等对话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秩序是对建立全球文明社会的有力促进。中国正是以这样的外交实践，获得世界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认同，使种种“中国威胁论”难以主导世界舆论主流，而“中国机遇论”渐占上风。
日久见人心，事长自然明。时间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1-23 第01版 )
2008年3月27日 星期四
历史教材"去中国化" 台湾学者强烈抗议
台湾地区历史教材"去中国化"岛内学者强烈抗议
新华网北京１月２９日电（记者茆雷磊）
即将投入使用的台湾地区新版高中历史课本第二册《中国史》，将过去惯用的“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词全部改为“中国”。对于台湾当局这一以意识形态强行干涉教育的做法，岛内部分学者和政党表示强烈反对，并要求当局教育主管部门乃至行政当局负责人立刻下台负责。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这次大幅改版后的历史教材，将在寒假过后的新一学期开始在岛内高中使用。其中主要改动的部分，除了将“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词全部改为“中国”外，还包括将武昌起义、广州起义等清末具革命正当性涵义的“起义”一词改为中性用语“起事”等。
对于台湾当局教育主管部门的这一做法，岛内多位历史学者表示“无法认同”与强烈抗议。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展良指出，在这一版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审过程中，当局一直在强力介入，当局负责审查的人“都是意识形态很强的人”，他们只允许教科书中出现一种声音，否则就技术性阻挠书商出版或强迫修改。
多位台大历史系教授指出，在这套即将使用的新版历史教材中，《台湾史》和《中国史》都是一册教完，而且是先教《台湾史》，后教《中国史》，这是“令人吃惊的失衡”，其中《台湾史》明显在淡化台湾与大陆的渊源，而《中国史》则让不少高中教师感到“根本教不完”。这些学者表示，不能认同当局以政治立场编写历史课本的做法，这“根本是思想钳制”。
亲民党发言人李鸿钧２９日上午召开记者会表示，历史教育的意义在于使后代能尊重、记取历史教训，但教育主管部门却允许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大幅增加激化统“独”对立的篇幅，因此要求现任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立即请辞，否则台湾行政当局负责人苏贞昌应该为用人不当而下台。
民进党自２０００年上台以来，一直推行“去中国化”政策。不久前，台湾当局还通过“决议”，称要将台北故宫藏品说明中原有的“宝物来自‘北平故宫’与‘中央博物院’”等文字完全删除。两岸有关专家指出，台湾当局近来这一系列“去中国化”的动作极其危险，包含着“台独”祸心。
新华网北京１月２９日电（记者茆雷磊）
即将投入使用的台湾地区新版高中历史课本第二册《中国史》，将过去惯用的“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词全部改为“中国”。对于台湾当局这一以意识形态强行干涉教育的做法，岛内部分学者和政党表示强烈反对，并要求当局教育主管部门乃至行政当局负责人立刻下台负责。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这次大幅改版后的历史教材，将在寒假过后的新一学期开始在岛内高中使用。其中主要改动的部分，除了将“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词全部改为“中国”外，还包括将武昌起义、广州起义等清末具革命正当性涵义的“起义”一词改为中性用语“起事”等。
对于台湾当局教育主管部门的这一做法，岛内多位历史学者表示“无法认同”与强烈抗议。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展良指出，在这一版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审过程中，当局一直在强力介入，当局负责审查的人“都是意识形态很强的人”，他们只允许教科书中出现一种声音，否则就技术性阻挠书商出版或强迫修改。
多位台大历史系教授指出，在这套即将使用的新版历史教材中，《台湾史》和《中国史》都是一册教完，而且是先教《台湾史》，后教《中国史》，这是“令人吃惊的失衡”，其中《台湾史》明显在淡化台湾与大陆的渊源，而《中国史》则让不少高中教师感到“根本教不完”。这些学者表示，不能认同当局以政治立场编写历史课本的做法，这“根本是思想钳制”。
亲民党发言人李鸿钧２９日上午召开记者会表示，历史教育的意义在于使后代能尊重、记取历史教训，但教育主管部门却允许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大幅增加激化统“独”对立的篇幅，因此要求现任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立即请辞，否则台湾行政当局负责人苏贞昌应该为用人不当而下台。
民进党自２０００年上台以来，一直推行“去中国化”政策。不久前，台湾当局还通过“决议”，称要将台北故宫藏品说明中原有的“宝物来自‘北平故宫’与‘中央博物院’”等文字完全删除。两岸有关专家指出，台湾当局近来这一系列“去中国化”的动作极其危险，包含着“台独”祸心。
北约欲实现历史转变
北约欲实现历史转变
新华网 （2002-11-20）稿件来源：人民日报
本月21日至22日，北约将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首脑会议，这将是北约在新世纪举行的首次峰会，而且又是首次在原华约国家首都举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此间舆论认为，此次会议将是北约为全面适应“后冷战时代结束之后”的安全形势、准备更有效地抵御以恐怖主义为特点的新威胁的一次重要会议。
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解释说，以往的首脑会议使北约逐渐发生变化，而此次首脑会议将使北约全面发生转变。
转变首先表现在北约军事战略的调整上。“9·11”事件发生后，罗伯逊多次表示，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变化，恐怖主义已上升为“国家安全和国际稳定的致命威胁”，是“新世纪最大的安全挑战”。对此，布拉格首脑会议将修订北约的军事战略，将恐怖主义确定为北约面临的首要威胁，反恐是北约的核心任务。北约军事战略的调整标志着北约将注意力从关注欧洲大陆内部产生的传统威胁转向了关注来自欧洲大陆之外的新威胁。
其次表现在北约军事能力的增强上。阿富汗战争进一步暴露了北约在军事能力上的弱点。罗伯逊说，要打击恐怖主义，北约必须获得新的军事能力，否则，“北约就没有可信性”。为了获取新的军事能力，北约最近作出决定，通过采取租赁或购买等多种方式，重点增强北约在空中侦察、战略运输、精确制导武器、预防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通信、对持久战争的后勤保障、电子干扰和空中加油共8个领域的军事能力；北约还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建议，将建立2.1万人的北约多国快速反应部队，使北约具备在传统防区以外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此外，北约还准备调整军事指挥机构，使北约的军事指挥系统更适应未来反恐战争的需要。由于北约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欧洲大陆以外，罗伯逊认为，围绕着北约是否应在区域外开展军事行动进行争论没有任何意义，必须有所突破。北约军事能力的加强以及传统地理区域限制被打破，将使北约的军事力量具备发挥全球性作用的能力。
第三表现在北约的扩大上。此间舆论普遍认为，在此次会议上，北约将实现其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大，北约将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7个国家发出邀请，这样，北约将扩大到26个国家。 最后还表现在北约与非北约成员国的伙伴关系的深化上。北约将通过深化与俄罗斯、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成员以及欧盟的合作，以促进欧洲大陆的安全和稳定。 (吴云)
新华网 （2002-11-20）稿件来源：人民日报
本月21日至22日，北约将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首脑会议，这将是北约在新世纪举行的首次峰会，而且又是首次在原华约国家首都举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此间舆论认为，此次会议将是北约为全面适应“后冷战时代结束之后”的安全形势、准备更有效地抵御以恐怖主义为特点的新威胁的一次重要会议。
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解释说，以往的首脑会议使北约逐渐发生变化，而此次首脑会议将使北约全面发生转变。
转变首先表现在北约军事战略的调整上。“9·11”事件发生后，罗伯逊多次表示，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变化，恐怖主义已上升为“国家安全和国际稳定的致命威胁”，是“新世纪最大的安全挑战”。对此，布拉格首脑会议将修订北约的军事战略，将恐怖主义确定为北约面临的首要威胁，反恐是北约的核心任务。北约军事战略的调整标志着北约将注意力从关注欧洲大陆内部产生的传统威胁转向了关注来自欧洲大陆之外的新威胁。
其次表现在北约军事能力的增强上。阿富汗战争进一步暴露了北约在军事能力上的弱点。罗伯逊说，要打击恐怖主义，北约必须获得新的军事能力，否则，“北约就没有可信性”。为了获取新的军事能力，北约最近作出决定，通过采取租赁或购买等多种方式，重点增强北约在空中侦察、战略运输、精确制导武器、预防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通信、对持久战争的后勤保障、电子干扰和空中加油共8个领域的军事能力；北约还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建议，将建立2.1万人的北约多国快速反应部队，使北约具备在传统防区以外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此外，北约还准备调整军事指挥机构，使北约的军事指挥系统更适应未来反恐战争的需要。由于北约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欧洲大陆以外，罗伯逊认为，围绕着北约是否应在区域外开展军事行动进行争论没有任何意义，必须有所突破。北约军事能力的加强以及传统地理区域限制被打破，将使北约的军事力量具备发挥全球性作用的能力。
第三表现在北约的扩大上。此间舆论普遍认为，在此次会议上，北约将实现其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大，北约将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7个国家发出邀请，这样，北约将扩大到26个国家。 最后还表现在北约与非北约成员国的伙伴关系的深化上。北约将通过深化与俄罗斯、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成员以及欧盟的合作，以促进欧洲大陆的安全和稳定。 (吴云)
北约应扮演什么角色？
北约应扮演什么角色？
冷战结束以来，北约作为冷战的产物，一直在为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而苦恼，“９１１”事件之后，这种苦恼进一步加剧。目前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北约的角色问题。
北约是西方国家集体防御的军事同盟组织，在冷战时期主要针对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对西方国家来说，遭受大规模武装进攻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因此不少人认为北约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为了生存，北约开始更新概念，转变职能，为自己寻找新的角色。近 １０多年来，北约的工作有两大重点，一是维和，二是东扩，表现出的主要功能是处理危机和进行多边安全合作。这种角色使北约的军事色彩减少，政治色彩增加。
“９·１１”事件后，人们意识到当前世界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北约以应对常规战争为目标的指挥和情报系统显然不适应今天反恐的需要。美国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时，拒绝让北约参与，理由之一就是北约过去的假想、计划和能力都过时了。
北约秘书长罗伯逊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去年年底在美国谈到北约的新作用时认为，北约的新领域应是政治磋商论坛、技术出口控制、情报共享以及必要时的军事打击等。如果北约将重点放在建立磋商框架和安全合作机制，那么其军事职能就势必进一步弱化。
罗伯逊出任北约秘书长３年来，在致力于北约改革的同时，也深为北约的前途担忧。他希望布拉格会议是北约的一个“转折点”，能为北约明确角色，指明前途和未来。
（郭京花）
冷战结束以来，北约作为冷战的产物，一直在为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而苦恼，“９１１”事件之后，这种苦恼进一步加剧。目前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北约的角色问题。
北约是西方国家集体防御的军事同盟组织，在冷战时期主要针对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对西方国家来说，遭受大规模武装进攻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因此不少人认为北约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为了生存，北约开始更新概念，转变职能，为自己寻找新的角色。近 １０多年来，北约的工作有两大重点，一是维和，二是东扩，表现出的主要功能是处理危机和进行多边安全合作。这种角色使北约的军事色彩减少，政治色彩增加。
“９·１１”事件后，人们意识到当前世界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北约以应对常规战争为目标的指挥和情报系统显然不适应今天反恐的需要。美国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时，拒绝让北约参与，理由之一就是北约过去的假想、计划和能力都过时了。
北约秘书长罗伯逊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去年年底在美国谈到北约的新作用时认为，北约的新领域应是政治磋商论坛、技术出口控制、情报共享以及必要时的军事打击等。如果北约将重点放在建立磋商框架和安全合作机制，那么其军事职能就势必进一步弱化。
罗伯逊出任北约秘书长３年来，在致力于北约改革的同时，也深为北约的前途担忧。他希望布拉格会议是北约的一个“转折点”，能为北约明确角色，指明前途和未来。
（郭京花）
2008年3月26日 星期三
中国优势渐失
印度迎头赶上，中国优势渐失
(陈劲松)2006.05.09
（特约评论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多年来，对中国和印度 ---- 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对照和比较，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最近，这一话题再度升温。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刊文论述，有八大根据，决定印度必将赶超中国。诸如：印度私营企业规模比中国大；印度银行坏账率比中国低；印度教育水平高于中国；印度科技发展优于中国；印度人口年轻，而中国人口老化；等等。
最具国际权威的美国科尔尼管理谘询公司，最新公布《2006年全球零售发展指数 》报告，披露：在全球零售市场上，印度连续两年跻身最受欢迎的榜首，成为对零售业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国家。同一指标，中国仅排名第五，与去年相比，还下降了一位。
印度之所以连续两年名列第一，是因为，印度投资回报率高。尽管印度每年吸收的外资仅为中国吸收外资的十分之一，但印度的资本使用效率大大高于中国，使投资人能够获得更多回报。除此之外，在政府改革力度、政治稳定程度等方面，印度也优于中国。这些，都使印度获得国际好评。
目前，印度拥有3500亿美元的零售市场，预计今年还将劲增13%。考虑到印度经济改革起步于1992年，比中国整整晚了14年，能在短期内崛起，发人深思。
作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也是最大的零售业市场，中国排名下跌，引人注目。据分析，中国吸引力下降，至少有三个原因：其一，中国以政府指令，将吸收的多数外资集中于经济特区或政府项目，限制了外商投资的自主性；其二，中国投资管理缺乏透明度，增加外商疑虑；其三，中国银行坏账高达40%以上，外商担心中国随时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人们都说，股票市场，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对比中国和印度的股市，可以测量出两国经济的活力与健康程度。在印度，以孟买30种股票为标杆的指数， 屡创新高，两年半里，就上涨了两倍；在中国，沪深股市连跌四年，股民叫苦连天 ，怨声载道。
印度股市，早已成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法规健全，运作透明；中国股市却至今深陷官商勾结、人为操控、黑幕交易的泥潭。中印股市差距，折射的，恰恰是两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悬殊差别。换言之，印度后来居上，发挥和体现的，是其制度经济效益。
面对印度上升、中国下降的发展趋势，早已在中国拥有广大市场的美国最大零售商沃尔玛宣布：将在印度开设“市场研究办公室”，随时准备进入印度。该公司行政总裁声称，进军印度，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零售业吸引力方面，除了排名第一的印度，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俄罗斯和越南。这两国，也都是中国的邻国，经济改革也都比中国起步晚，如今，都构成中国的强劲竞争对手。世界首富、美国微软集团董事长比尔．盖茨日前访问越南，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活力所震撼，他断言：十年内，越南将创造“亚洲奇迹”。在做出这番大胆预测之前，比尔．盖茨刚刚在美国家中接待过中共领导人胡锦涛。
中共当局曾经自我吹嘘，中国经济是如何的“一枝独秀”。但种种迹象显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亚洲经济拔河赛中，周边国家正迎头赶上，中国经济优势逐渐丧失。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劲松）
(陈劲松)2006.05.09
（特约评论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多年来，对中国和印度 ---- 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对照和比较，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最近，这一话题再度升温。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刊文论述，有八大根据，决定印度必将赶超中国。诸如：印度私营企业规模比中国大；印度银行坏账率比中国低；印度教育水平高于中国；印度科技发展优于中国；印度人口年轻，而中国人口老化；等等。
最具国际权威的美国科尔尼管理谘询公司，最新公布《2006年全球零售发展指数 》报告，披露：在全球零售市场上，印度连续两年跻身最受欢迎的榜首，成为对零售业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国家。同一指标，中国仅排名第五，与去年相比，还下降了一位。
印度之所以连续两年名列第一，是因为，印度投资回报率高。尽管印度每年吸收的外资仅为中国吸收外资的十分之一，但印度的资本使用效率大大高于中国，使投资人能够获得更多回报。除此之外，在政府改革力度、政治稳定程度等方面，印度也优于中国。这些，都使印度获得国际好评。
目前，印度拥有3500亿美元的零售市场，预计今年还将劲增13%。考虑到印度经济改革起步于1992年，比中国整整晚了14年，能在短期内崛起，发人深思。
作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也是最大的零售业市场，中国排名下跌，引人注目。据分析，中国吸引力下降，至少有三个原因：其一，中国以政府指令，将吸收的多数外资集中于经济特区或政府项目，限制了外商投资的自主性；其二，中国投资管理缺乏透明度，增加外商疑虑；其三，中国银行坏账高达40%以上，外商担心中国随时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人们都说，股票市场，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对比中国和印度的股市，可以测量出两国经济的活力与健康程度。在印度，以孟买30种股票为标杆的指数， 屡创新高，两年半里，就上涨了两倍；在中国，沪深股市连跌四年，股民叫苦连天 ，怨声载道。
印度股市，早已成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法规健全，运作透明；中国股市却至今深陷官商勾结、人为操控、黑幕交易的泥潭。中印股市差距，折射的，恰恰是两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悬殊差别。换言之，印度后来居上，发挥和体现的，是其制度经济效益。
面对印度上升、中国下降的发展趋势，早已在中国拥有广大市场的美国最大零售商沃尔玛宣布：将在印度开设“市场研究办公室”，随时准备进入印度。该公司行政总裁声称，进军印度，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零售业吸引力方面，除了排名第一的印度，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俄罗斯和越南。这两国，也都是中国的邻国，经济改革也都比中国起步晚，如今，都构成中国的强劲竞争对手。世界首富、美国微软集团董事长比尔．盖茨日前访问越南，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活力所震撼，他断言：十年内，越南将创造“亚洲奇迹”。在做出这番大胆预测之前，比尔．盖茨刚刚在美国家中接待过中共领导人胡锦涛。
中共当局曾经自我吹嘘，中国经济是如何的“一枝独秀”。但种种迹象显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亚洲经济拔河赛中，周边国家正迎头赶上，中国经济优势逐渐丧失。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劲松）
劳动力成本低是中国的优势?
劳动力成本低是中国的优势?
“单方面强调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我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认为，这种优势一定是暂时的。他的逻辑是，但凡产品竞争力强的国家，劳动力成本一定是高的。
郑功成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教授。他说，这些年，中国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产品，比如玩具和服装等，“这些东西非洲人也能做出来。和他们相比，中国的低成本优势还在吗”？
高盛公司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不久前发表文章认为，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只是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中心，而发达国家是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中心。
他的主要依据是：中国进出口产品中，纺织品和轻工业消费品的出口占很大比重（2002年为近800亿美元），而机械和生产设备仍是净进口。而高科技产品出口很大程度上仍然由对进口产品的加工和组装的再出口构成。
记者了解到，在我国经济强省广东，2002年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不到3成，而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产品的加工贸易占了71．8％。
为什么？中国能够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核心技术的高级技工短缺，是重要原因之一。可为什么家长不愿意送孩子上技校？
郑功成的解释是，技术工人的待遇不够高。也就是说，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一个结果是，劳动者得不到很好的培训，拿不到足够高的工资。
如此，恶性循环环环相扣：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低，国际竞争力不足。
就在中国将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呼声越来越强的同时，许多跨国公司正在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印证着郑功成的观点。
日本雅马哈（Yamaha）是世界上最大的乐器制造商。近10年来，该公司陆续将许多生产环节转移到一些低薪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许多人甚至认为，这家公司已经全部搬出了日本。
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日本浜松市，这家公司还保留着一个仅需350名工人的三角钢琴工厂。这里制造的产品精密、昂贵，其不同型号多达700种。在这里，多数常规工作已由机器人完成，350名工人则从事许多需要手艺的特殊操作。
雅马哈每年生产的2．2万架三角钢琴中，有80％是在这里制造的。“制造一架三角钢琴需要大量技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继续在日本进行生产的原因。”雅马哈株式会社社长伊藤修二说。
郑功成教授认为，高素质技工的缺乏，一方面挡住了许多国外高附加值生产企业落户中国的脚步，另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很难提高。
技工市场陷入短缺又便宜悖论
“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其实就是劳动者的低工资和轻保护。”有专家认为，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劳动密集型企业只能千方百计地在劳动者身上寻找利润。
随之而来的是，企业不再重视员工技能培训，压低劳动者工资，超时加班加点，安全保护投入不足，等等。
广东省总工会7月6日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外来工月收入近半不足800元，成为广东大量技术工人流失的重要原因。调查还发现，那里月收入在1200元以下的，占78．7％，月工资收入在1600元以下的高达89．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12年来只有68元。
劳动强度大而且健康得不到保障，又挣不到钱，谁还愿意当技工呢？专家认为，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供不应求时价格则会上涨，可如今，一边是技工短缺，一边又是劳动力价格偏低。这是一个经济学悖论。
关于这个悖论的成因，记者在采访中没有得到答案。一位专家的解释是，只要劳动力低成本还是我们的优势，悖论就会继续。
那么，又是谁阻止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呢？“大批的农民进城，大量的大学生进入社会，反正多的是人。”在深圳纺织业的一位香港老板对本报记者说，政府设了个59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他们就按600元招人，个别岗位实在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加点钱，“不过不会加太多，劳动力成本太高我就没钱赚了”。这位老板说，员工想多点收入也可以，但必须加班。
据了解，在珠三角，大部分技工月收入的一半来自加班费。
培养高级技工应比大学生贵
郑功成教授及部分学者认为，不能再强调所谓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应该加大对劳动者培训的投入，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然而，目前似乎更响亮的声音是：中国应该利用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方面能有效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无限供给的优势，另一方面能解决当前紧迫的就业问题。
其实国家早就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产业，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然而，用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术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陈乙洲的话说，国家对技能人才培养的投入远远不足。“不能忽视的是，培养一个高级技工的费用，远远高于培养一个大学生。” 陈乙洲介绍，技工教育必须有先进的设备、原材料让学生操作实习。但目前，技校里每个学生每年的实训费用只有两元。试问，一个厨师如果在实训时没练习过怎样煮鲍鱼，他还能上岗吗？由于经费的限制，不少职业技术学校很难购置先进的操作设备让学生操作。有些企业负责人抱怨，一些技校毕业生到了工厂却不会使用新设备。
许多学者认为，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是解决这个经济学悖论的必经之路。郑功成认为，技能人才多了，技术含量高了，产品的附加值自然就高了，国际竞争力才会增强。如此，劳动力成本也会随之提高。（东莞、苏州、沈阳、北京报道 记者/何磊 林洁 郁进东 彭冰）
“单方面强调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我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认为，这种优势一定是暂时的。他的逻辑是，但凡产品竞争力强的国家，劳动力成本一定是高的。
郑功成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教授。他说，这些年，中国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产品，比如玩具和服装等，“这些东西非洲人也能做出来。和他们相比，中国的低成本优势还在吗”？
高盛公司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不久前发表文章认为，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只是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中心，而发达国家是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中心。
他的主要依据是：中国进出口产品中，纺织品和轻工业消费品的出口占很大比重（2002年为近800亿美元），而机械和生产设备仍是净进口。而高科技产品出口很大程度上仍然由对进口产品的加工和组装的再出口构成。
记者了解到，在我国经济强省广东，2002年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不到3成，而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产品的加工贸易占了71．8％。
为什么？中国能够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核心技术的高级技工短缺，是重要原因之一。可为什么家长不愿意送孩子上技校？
郑功成的解释是，技术工人的待遇不够高。也就是说，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一个结果是，劳动者得不到很好的培训，拿不到足够高的工资。
如此，恶性循环环环相扣：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低，国际竞争力不足。
就在中国将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呼声越来越强的同时，许多跨国公司正在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印证着郑功成的观点。
日本雅马哈（Yamaha）是世界上最大的乐器制造商。近10年来，该公司陆续将许多生产环节转移到一些低薪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许多人甚至认为，这家公司已经全部搬出了日本。
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日本浜松市，这家公司还保留着一个仅需350名工人的三角钢琴工厂。这里制造的产品精密、昂贵，其不同型号多达700种。在这里，多数常规工作已由机器人完成，350名工人则从事许多需要手艺的特殊操作。
雅马哈每年生产的2．2万架三角钢琴中，有80％是在这里制造的。“制造一架三角钢琴需要大量技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继续在日本进行生产的原因。”雅马哈株式会社社长伊藤修二说。
郑功成教授认为，高素质技工的缺乏，一方面挡住了许多国外高附加值生产企业落户中国的脚步，另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很难提高。
技工市场陷入短缺又便宜悖论
“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其实就是劳动者的低工资和轻保护。”有专家认为，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劳动密集型企业只能千方百计地在劳动者身上寻找利润。
随之而来的是，企业不再重视员工技能培训，压低劳动者工资，超时加班加点，安全保护投入不足，等等。
广东省总工会7月6日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外来工月收入近半不足800元，成为广东大量技术工人流失的重要原因。调查还发现，那里月收入在1200元以下的，占78．7％，月工资收入在1600元以下的高达89．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12年来只有68元。
劳动强度大而且健康得不到保障，又挣不到钱，谁还愿意当技工呢？专家认为，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供不应求时价格则会上涨，可如今，一边是技工短缺，一边又是劳动力价格偏低。这是一个经济学悖论。
关于这个悖论的成因，记者在采访中没有得到答案。一位专家的解释是，只要劳动力低成本还是我们的优势，悖论就会继续。
那么，又是谁阻止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呢？“大批的农民进城，大量的大学生进入社会，反正多的是人。”在深圳纺织业的一位香港老板对本报记者说，政府设了个59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他们就按600元招人，个别岗位实在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加点钱，“不过不会加太多，劳动力成本太高我就没钱赚了”。这位老板说，员工想多点收入也可以，但必须加班。
据了解，在珠三角，大部分技工月收入的一半来自加班费。
培养高级技工应比大学生贵
郑功成教授及部分学者认为，不能再强调所谓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应该加大对劳动者培训的投入，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然而，目前似乎更响亮的声音是：中国应该利用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方面能有效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无限供给的优势，另一方面能解决当前紧迫的就业问题。
其实国家早就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产业，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然而，用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术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陈乙洲的话说，国家对技能人才培养的投入远远不足。“不能忽视的是，培养一个高级技工的费用，远远高于培养一个大学生。” 陈乙洲介绍，技工教育必须有先进的设备、原材料让学生操作实习。但目前，技校里每个学生每年的实训费用只有两元。试问，一个厨师如果在实训时没练习过怎样煮鲍鱼，他还能上岗吗？由于经费的限制，不少职业技术学校很难购置先进的操作设备让学生操作。有些企业负责人抱怨，一些技校毕业生到了工厂却不会使用新设备。
许多学者认为，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是解决这个经济学悖论的必经之路。郑功成认为，技能人才多了，技术含量高了，产品的附加值自然就高了，国际竞争力才会增强。如此，劳动力成本也会随之提高。（东莞、苏州、沈阳、北京报道 记者/何磊 林洁 郁进东 彭冰）
官员豪赌 不能等闲视之
官员豪赌 不能等闲视之
官员豪赌已形成一种严重的官场腐败现象。官员往往采取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侵占国家财产等违法手段获取赌资。一旦嗜赌成瘾，反过来又加剧了官员索贿等腐败行为，势必将权钱交易进一步公开化、市场化，并形成腐败链条，恶化政治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官员涉赌现象也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普通公民起了消极的示范效应，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对于官员涉赌现象不能等闲视之，打击赌博违法犯罪必须先从官员头上“开刀”。此是古今中外治理国家的共识。
在中国古代，凡是明智的封建王朝都懂得“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又云：“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败德者，莫甚于博”。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典《法经》规定：王位继承人“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清代法律，虽满汉分治，赋予满族人以司法特权，但惟有对赌博的处治是不分满汉的。 当今世界各国虽开设了赌场，但是严禁公务员进入赌场。为了防止官员赌博，欧洲各国政府机构还在赌场设置了重重关卡，最重的是实行身份检查。欧洲一些国家反腐部门还建立了普通市民举报机制。为了保证举报人的利益，他们不仅对举报人的个人资料严格保密，而且实行５００欧元以上不封顶的奖励措施。数以万计的电台、电视台及平面媒体，对官员赌博等腐败问题非常关注，经常为腐败案件处理中心及审计署等部门提供线索。
另外，欧洲国家对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管理也很严格，甚至还规定官员出国所带资金的最高限额。欧洲各国还积极开展“禁赌外交”，共同构建了防范、打击和引渡经济犯罪分子的机制，以“禁赌网”来有效防范“赌博网”。 我国澳门地区虽然号称“赌博天堂”，但对公务员涉赌行为查处极为严厉，公务员一旦被发现出没赌场一律开除永不录用。我们不妨借鉴这些有益经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官员涉赌现象的多重监督机制，让大小官员不想、不敢轻易涉足赌博雷区。当前，我认为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要严肃查处。中纪委、监察部已有禁令，对参与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党员领导干部一律开除党籍，免除公职。现在的问题是要坚决执行，每查处一起官员赌博案件都应在媒体上公布。
二是构建全方位的多重监督机制，使党政官员不敢涉足赌博。一旦涉足，马上就能发现，受到严厉查处。久而习之，官员养成了良好习惯，就不敢赌博了。
三是要严格区分赌博犯罪和违法及带彩的娱乐活动的界限。刑法上所说的赌博是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违法的赌博是指违反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带彩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指亲朋好友之间不以赢利为目的、带有少量彩头的娱乐活动。这种情况不能以赌博论处。(刘佑生)
官员豪赌已形成一种严重的官场腐败现象。官员往往采取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侵占国家财产等违法手段获取赌资。一旦嗜赌成瘾，反过来又加剧了官员索贿等腐败行为，势必将权钱交易进一步公开化、市场化，并形成腐败链条，恶化政治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官员涉赌现象也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普通公民起了消极的示范效应，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对于官员涉赌现象不能等闲视之，打击赌博违法犯罪必须先从官员头上“开刀”。此是古今中外治理国家的共识。
在中国古代，凡是明智的封建王朝都懂得“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又云：“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败德者，莫甚于博”。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典《法经》规定：王位继承人“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清代法律，虽满汉分治，赋予满族人以司法特权，但惟有对赌博的处治是不分满汉的。 当今世界各国虽开设了赌场，但是严禁公务员进入赌场。为了防止官员赌博，欧洲各国政府机构还在赌场设置了重重关卡，最重的是实行身份检查。欧洲一些国家反腐部门还建立了普通市民举报机制。为了保证举报人的利益，他们不仅对举报人的个人资料严格保密，而且实行５００欧元以上不封顶的奖励措施。数以万计的电台、电视台及平面媒体，对官员赌博等腐败问题非常关注，经常为腐败案件处理中心及审计署等部门提供线索。
另外，欧洲国家对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管理也很严格，甚至还规定官员出国所带资金的最高限额。欧洲各国还积极开展“禁赌外交”，共同构建了防范、打击和引渡经济犯罪分子的机制，以“禁赌网”来有效防范“赌博网”。 我国澳门地区虽然号称“赌博天堂”，但对公务员涉赌行为查处极为严厉，公务员一旦被发现出没赌场一律开除永不录用。我们不妨借鉴这些有益经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官员涉赌现象的多重监督机制，让大小官员不想、不敢轻易涉足赌博雷区。当前，我认为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要严肃查处。中纪委、监察部已有禁令，对参与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党员领导干部一律开除党籍，免除公职。现在的问题是要坚决执行，每查处一起官员赌博案件都应在媒体上公布。
二是构建全方位的多重监督机制，使党政官员不敢涉足赌博。一旦涉足，马上就能发现，受到严厉查处。久而习之，官员养成了良好习惯，就不敢赌博了。
三是要严格区分赌博犯罪和违法及带彩的娱乐活动的界限。刑法上所说的赌博是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违法的赌博是指违反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带彩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指亲朋好友之间不以赢利为目的、带有少量彩头的娱乐活动。这种情况不能以赌博论处。(刘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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